这就是我们从新结构经济学中获得的启示，即产业、技术、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的各种经济结构是内生的，要改变经济结构必须先改变要素禀赋结，才能水到渠成，否则，就会拔苗助长，出于好心干了坏事。

通过改革生态体制，强化污染物排放的标准和监督。去年第四季度之前，经济增速曾经历了长达11个季度的连续下降。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不应捆着自己的手脚，该出手时就出手，更不能受一些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干扰。重点解决进养老院难、入幼儿园难和停车难等社会问题。由于金融体制改革滞后，资本流动性差，资金市场仍然处于卖方市场。实现第一个翻番比较容易做到，而第二个翻番难度就比较大了，同时两个翻番有着密切的联系。经济增长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不可能完全同步，因为，经济增量要扣除社会积累，还要考虑人口增长的因素。

如果能够通过第三产业的发展，使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例由现在的36%提高到全世界发展中国家50%的平均水平，那么，将新增就业岗位1亿1千万个，这样的大好事亟待各级政府来做。其中，第二季度降为7.5%。最近一年双碳提的比较多，但其实我们对国际社会承诺的不仅有碳总量目标，还有碳强度目标——实现2030年碳强度比2005年下降65%。

非常重要的是精准拆弹，抓好风险处置工作。五是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有些长期规划的目标不适合作为短期政绩考核，更不能进行季度、月度考核。要靠节约、靠挖掘国内资源潜力，靠技术进步，靠废弃物再利用等，提高我国初级产品的供给保障能力。

此外，部分地方隐性债务过多，杠杆率过高。我觉得，今年的稳字当头重点是稳增长。

二是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所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指导思想中提出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稳字当头不是在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一次提出，2019年就曾经提出过稳字当头，那时的稳强调的是稳定政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首次提出各地区、各部门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

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一靠发展、二靠改革，改革的重点是调整分配结构，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合的基础性制度来实现。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发展的目标更加多元，对发展的目标、发展的目的更加明确，根本目的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我理解要把握好四点： 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首先意味着政府需要回应市民诉求，针对市民诉求采取有效措施，对合理诉求及时解决，对不合理诉求进行引导。

而要真正实现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就需要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下功夫，使得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本身基于市民诉求而建立，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实现对市民诉求的回应。北京市的接诉即办改革开始以回应市民诉求为主，然后推动首都超大城市整体性、系统性和全面性改革，正在形成一种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的新路子。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巴尔的摩、洛杉矶、纽约等城市也非常重视使用311热线来回应市民的非紧急诉求，推动更有回应性和更有温度的城市治理。作为超大城市治理的新路子，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主要通过解决当前诉求、避免未来问题和协同共生等路径来实现，解决了当下问题与长远问题之间动态平衡、问题解决与问题预防之间动态平衡以及诉求者与协同共生之间动态平衡的问题。

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的影响效果 无论是价值追求，还是路径选择，最终都需要成效和结果来证明其有效性。市民在场强调治理体系要主动融入民众，治理行动要从市民立场出发，这样制度和政策才会体现民意和民情。同样，中国特色的超大城市治理，也需要探索与中国特色相适应、符合城市规律的治理新路子。任何治理的可持续性和生命力，都离不开自身的适应性调整，离不开创造性破坏，需要通过动态创新演化来应对环境的挑战，克服治理弊端。要使得接诉即办改革具有可持续性，让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有生命力，就需要在制度上和法律上保障接诉即办改革。事实上，北京市接诉即办改革本身就处在不断演化中，经过3年多运行，才有了目前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的雏形，但这并不是终点，它仍然需要通过改革和创新来创造新的可能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上海、武汉、杭州、深圳等地考察时，多次指出这些城市要探索超大城市治理的新路子。被动回应问题总是处于落后地位，也会使得各级不同治理主体疲于应付。

●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体现了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从接诉即办改革3年的数据看，2019年年初，北京市的诉求解决率不到50%，而从2020年开始，解决率已经稳步提升到80%以上，甚至有不少月份达到90%以上。

如果各级政府和部门不能够有效回应市民诉求和推动问题解决，就不是好的治理。要超前性回应市民诉求，促进问题解决，就需要在治未病上下功夫，这就是北京市主动治理和未诉先办的核心要义。

要改变这种状态，就需要在认知、文化和价值等深层次理念上做文章，通过用新的治理理念来替代传统的治理理念，为超大城市治理新路子提供新的合法性基础。正是在超大城市治理新路子的探索上，接诉即办改革实现了从小切口到大变革的跨越和深化。核心观点 ●接诉即办改革通过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是超大城市治理新路子的北京探索。北京市推行接诉即办改革以来，一共接听了3000万个市民来电，平均每天3万个左右诉求，这些诉求绝大多数得到了妥善解决。

接诉即办改革通过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是超大城市治理新路子的北京探索。与此同时，满意率也从2019年的60%左右，上升到目前接近90%，这说明政府的工作得到市民认可。

任何超大城市治理的新路子，必然会受到传统观念和认知的挑战，也必然会打破既有利益格局，存在被放弃的风险。简而言之，超大城市治理的水平和成效，直接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直接关系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的实现。

北京市接诉即办改革是对干部的大考，各级干部在诉求办理和问题解决中，增加了与群众之间的联系，改善了干群关系，人民公仆自觉意识逐步形成。超大城市治理具有基础性，是国家治理的压舱石。

超大城市治理的新路子，既需要考虑中国之治的逻辑，又需要符合城市规律，还要适应信息技术变革现实。回应诉求和解决问题是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的内核。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人们认识到城市是生命体、有机体，需要加快探索超大城市治理的新路子。北京基于接诉即办改革探索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的新路子，其生命力在于这种路径既符合党和国家治国理政的价值追求，又与当前治理前沿理论的价值追求具有内在一致性。

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的外部绩效主要体现为城市治理水平的改善，它既包括政府自身作风和能力的提高，又包括治理效能的增加。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很好地实现了从治理价值到治理实践的转化，是一个践行人民至上价值追求的治理过程。

从2019年北京市推行接诉即办改革以来，为了让各级治理主体认真回应市民诉求，构造了以回应率、解决率和满意率等为主体的考评体系。因此，无论是在新旧治理的转型初期，还是新治理的运行过程中，都需要重视文化和价值认同。

主动治理和未诉先办是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的关键。2021年9月24日，《条例》发布，这是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可持续性迈出的坚实一步。